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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記者 陳植 上海報道

　　如何整治非法集資亂象，進一步防范金融風險擴大，成為今年兩會期間眾多代表、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。

　　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長李國華在提交政協的《關于加大非法集資防范處置工作力度的提案》中指出，非法集資活動在高壓打擊態勢下仍屢禁不止，還呈現出了一些新特征新問題，因此進一步加大防范處置工作力度就顯得尤為必要。

　　全國人大代表、安徽大學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院長孫兆奇建議，為了更好防范和化解非法集資，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，完善金融領域的法律體系建設，切實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。

　　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，近期相關部門正醞釀一系列遏制非法集資的監管措施，包括銀監會正在制定的《處置非法集資條例》。

　　目前，《處置非法集資條例》已經完成向各省級政府部門征求意見，并提交給國務院法制辦。近期法制辦再度普遍征求各地方政府和部委意見，積極推動這項法規盡早出臺。

　　在多位金融業內人士看來，非法集資等民間借貸行為長期游離在金融監管框架之外，未來相關部門除了加強政策監管，還需要雙管旗下，一是從源頭抓起，對各類民間借貸機構采取依法審批與規范準入，對經營不規范的堅決取締；二是從嚴查處非法集資機構及相關負責人，對民間借貸合規操作起到足夠警示作用。

　　堅持“打早、打小、打苗頭”

　　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，部分遭遇損失的投資者呼吁相關部門增加處罰力度，比如對已跑路的機構以金融詐騙罪進行立案，而不是非法集資罪。

　　“有的投資者認為自己是受騙者。因為這些涉嫌非法集資的民間機構并沒有將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項目，而是用于個人揮霍或其他用途，由此形成欺詐行為。”一位長期從事非法集資案件查處的地方經偵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。

　　他分析說，詐騙罪立案需要詳盡的證據鏈，包括這些民間機構負責人在主觀層面存在欺詐投資者的動機，在實際操作層面虛構大量高收益實體經濟投資項目等行為，要找出這些證據鏈，需要相當長時間的調查。

　　不少涉嫌非法集資的機構擅于自我包裝，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，迎合公眾對財富保值增值的迫切需求，創造形形色色的所謂理財產品，將非法集資“演變”為委托投資理財行為。另一方面，涉嫌非法集資的機構負責人并不承認存在欺詐行為，認為資金鏈斷裂主要是經營不善與項目投資失敗。這都導致按金融詐騙罪定案取證困難。

　　“目前我們的做法是，先以非法集資罪立案，再通過調查確定其是否存在詐騙行為。”上述經偵人士表示。

　　李國華在上述提案中認為，這更需要相關部門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排查清理，比如重點加強對P2P網貸公司、投資咨詢公司、貸款中介公司、理財公司、房地產公司、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容易涉嫌非法集資行為的機構類型進行排查，堅持“打早、打小、打苗頭”，才能有效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。

　　早期預警機制效果打折扣

　　多位參與非法集資案件處理的地方金融辦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，此前他們所在的地方政府對非法集資行為設立舉報獎勵機制，一經查實，投資者將獲得相應獎勵。

　　“但舉報獎勵機制運作一年多，參與舉報的投資者并不多，而且很多投資者所舉報的民間金融機構，要么已經人去樓空，要么已經發出兌付違約通知。難以實現在非法集資機構早期發展階段就進行有效查處。”一位地方金融辦人士坦言。不少民間金融機構還擅于利用明星效應、虛設公司股東背景等方式獲得投資人信任，也令早期預警機制實施效果大打折扣。

　　有金融業內人士分析，早期預警機制難以取得預期效果，有兩個因素：一是部分投資者嘗到高回報甜頭后，對機構是否合規操作“視而不見”；二是少數投資者抱有僥幸心理，認為即便機構存在非法集資隱患，自己也不可能成為最后買單者。

　　正如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在3月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，非法集資實質是一個“由愛生恨，始亂終棄”的過程，前期大家都是“利益共同體”，就像一個少女愛上了一個沒有暴露的騙子，所以很少有人舉報。此時若家長出來干預，反而會被認為是棒打鴛鴦，但隨著騙局被揭開，她一旦失足，又追悔莫及。因此如何在相愛階段能揭示他的騙子行為，某種程度決定非法集資案件能否被早期發現處理，最大限度減少投資者財富損失。

　　“非法集資行為的一個重要特征，就是民間金融機構想盡辦法對所謂理財產品進行包裝，以突出高收益與剛性兌付的賣點。若投資者能破除理財產品剛性兌付的慣有思維，樹立風險自擔意識，對這類所謂理財產品提高警惕，非法集資行為自然沒有生存發展的土壤。”上述經偵人士強調。